医养结合难在哪里?
《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第五点提出，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布局，提高综合医院为老年患者服务的能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床位占比，全面落实老年医疗服务优待政策。
2015年，山东省青岛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以“医疗护理保险”为基础的医养结合模式，居家和机构养老的失能老人都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费用报销80%~90%，护理机构按床位享受每天50~170元的补贴。
青岛市通过调整医保基金支出结构，从医保基金中划转出8亿多元建立护理保险基金，这些钱用于住院，只能购买112万个床日的医疗护理服务，而用在医养结合的护理保障服务上，则可以购买1500多万个床日的护理服务，服务人数增加了14倍。在青岛，失能老人在养老院或居家接受医疗护理的每日人均费用为医院住院的1/20。
“全球老龄人口能进养老机构的比重只有5%~6%，从来没有超过10%，绝大部分还是要靠居家和社区。过去几年，我国养老机构在有些地方盲目发展，甚至仅是为了圈地。还有些机构走偏了，以支付能力为基础选择谁能进来，而真正需要得到帮助护理的老年人得不到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在会上表示，考虑到中国国情，居家和社区服务要有效发挥作用运转，必须建立综合性的治理体系。
“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连台阶改造、加装电梯都做不到，未来提供老年人生活服务的公共服务人员、志愿者、商业服务人员之间怎么合理分工协作，都是很大的问题。”
“中国如何从一个以三级医院为重点和基础的体系设计特征，向以基层为中心，能提供多方面服务而不仅是急性病的服务，构成一个急慢分处、以基层为基础、接续型的服务体系，目前无论在理念还是在措施手段上都很乏力。”雷海潮表示。
他以社区首诊的分级诊疗政策设计为例分析，在患者非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如何基层首诊还是个问题。“我们目前基本层面的制度还很缺乏，不是发了文件就效果可期，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
“相对发达国家，我国在医疗服务支付方面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英国人均年医疗费用已经超过8000美元，比中国人均GDP还要高。医疗需求的无限性和服务提供的有限性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葛延风表示。
据雷海潮介绍，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的情况下，才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实行社会医疗保险的德国，1995年才开设长期护理保险，而德国的医保制度是从1883年开设的，当时历时已有110年。
“发达国家大多数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到2020年‘十三五’末期，中国人均GDP可能升到高收入国家11900美元的门槛，至少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具备了推出长期护理保险的条件。目前，中国人保才刚刚探索长期护理保险，而且目前更多属于生活照料，长期医养结合还远远不够。”雷海潮评价。
葛延风表示，我国对慢性病的预防防控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医保水平不高，服务可获得性不足，基层服务能力不够，政府没有主动管理干预，未来体制改革是关键，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政府规划、监管责任，引入市场进行产业技术创新和服务外包。
“要建立高质量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对老龄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就要加强人才培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创新服务模式创新。而这又需要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良好的薪酬制度，让医疗机构可以不用考虑挣钱，让医生有尊严地为公众提供医疗服务。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公共筹资能否落实，能否通过财政投入、医保付费、加上适度的个人分担，形成稳定的筹资机制。另外，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等之间要有明确的定位和分工，形成信息互联互通，合理的利益模式和契约关系。”葛延风表示。
“我国新医改5年来，医疗总费用翻了一番，而英国从2009年到现在医疗总费用没变。中国的医疗费用增速远超GDP增速，医改貌似在推动，但公众的获得感非常有限。”李玲强调，中国医改破题需要综合系统协调，但“三医”联动喊了很多年，连谁掌舵都不清楚。“医改恰恰忽略了供给侧，因为医疗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公立医院，但公立医院改革到现在还在试点，落不了地。这些年地方推出了非常多的创新措施，但大部队不跟上，地方改革就会成为孤岛。”李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