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养老，焦虑下的盲点
李洁这个月又买了份保险，心里踏实了些。这份给丈夫买的消费险，保费不到300元，却可以担保一年内上百万元的大病风险。她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同行间的微信群里经常推荐类似的保险产品。刚过不惑之年，她对父母、自己和丈夫的健康和养老问题越来越上心。半年以来，她感觉自己有些“疯狂”，见到群里有合适的就买。在她心里，养老问题集中在大病的风险上。
“现在买保险，首先得看有没有资格。之前我想给自己买份类似的保险，却发现因为前些年体检时，一个肿瘤标记物的指标偏高，没办法投保。”李洁和丈夫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谁也不敢没有担保做后盾。他们夫妻二人来北京打拼近20年，搏出一份典型的白领家庭生活。丈夫做葡萄酒培训，她在保险公司爬到中层，二人每月四五万元的收入，从不炒股，攒下两套房产，膝下有一刚上小学的女儿。李洁是独生女，父母不满65岁，退休后来北京与他们同住，帮忙带孩子。“之前为了学区房，我们卖掉郊区160平方米的房子，换到城里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算上房贷，每月的花销有2万多块。”
余下的钱，李洁要在孩子升学、自己和丈夫的意外保障、父母的晚年保障间做平衡。她希望孩子未来可以出国留学，每年兑些外汇。而子女的长远规划之后，她的父母已过了投终身重疾险的年纪，对自己又有些吝啬。“我们这个年龄如果买连年缴费的保险，每年也要交1.5万元左右。拿出一个人一个月工资为自己投保，我们有些舍不得。于是，我发现消费险特别合适，大病、医疗的险种都有，虽然交了保费，如果没出事也不会返还，但一顿饭的钱不疼不痒，有些几千块钱的，还能给父母上。”
但目前看起来划算的规划，恐怕禁不起时间的考验。
李洁父亲前些天看到卖2000多块钱一组菜刀的电视广告，脱口而出“真便宜”的评价，令她感到震惊，“上千元对于小城市里生活大半辈子的父亲来说，本该是笔巨款，可见物价增长的程度”。在公司里，她见到业绩的艰辛，自己虽无失业之虞，但也断了日后裸辞、跳槽的念想。用房子变现的想法也随着房价趋平，而汇率走低变得不合时宜。李洁的购买力和资产的价值在无形中下降，她越来越频繁地用消费险保护自己的家人，而多年后父母及自己晚年的日常养老问题，却是她难以企及的盲点。
如今60多岁的人虽已退休，但不论在自己，还是家人眼中，都还算不上步入老年。李洁的父母虽没有异地就医，每年体检、开药都回老家，不过老两口当前身体硬朗，退休金每月加在一起有8000元，足够自理。而李洁来难以想象自己三四十年后动不了的情形，她对养老院没有概念，提起自己的养老，她想到的是和朋友假期住的民宿，希望年老后朋友们住在一起，互助养老。但待李洁的女儿长大，老人日常行动不便，李洁难以接受将父母送去养老院。可是，她那时将面临的局面是，父母已是耄耋之年，自己也临近退休，子女仍在上学或刚步入社会。而当她自己到70岁时，正值中国老龄化的顶峰。她和她父母的晚年由他人照料，似乎无法避免。
当下相对体面的养老院的价格，已让李洁吃惊，她父母的退休金在全国属于一般水平，却加在一起都难以支付中档养老院里一张床的费用。夫妻两人单独住在一起，屋中有地方放张书桌写写字，洗漱有私密的空间，每顿可以吃上可口的饭菜，房间外可以遛弯、晒太阳，平时有老年歌舞、书画比赛、展览等娱乐活动，无法自理有人照料，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急救，就近送医。这样的需求属于中等养老院的水平。目前北京类似的养老院有六七十家，不算护理费，平均价格每人在1万元以上。即使未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李洁父母的养老问题将与女儿的教育相冲突。
若退而求其次，只追求基本的生存需求，老人的退休金将就够用，但难有盈余，且很难有空位住上合适的养老机构。不计护理费，养老机构每个月三五千元一个床位，三个人一个房间，每顿饭管饱，平日也有娱乐活动，身体不便有人看护，需要急救时也能抢救、送诊。类似养老院以公办民营为主，集中在小区里，吸收周边失能失智的老人，常年处于艰难维持价格平稳，而床位满员、需要排队的状态。据相关数据预测，十几年后，北京已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仅户籍人口中的老年人便将占到总户籍人口的30%。
李洁父母到时能否会在北京养老，成为李洁心中巨大的疑问，而这也将决定她未来是否仍会选择在北京工作、生活。“我在想，如果把北京的房产卖掉，攒出给女儿出国的钱，我也不做这行了，回到老家的省会盘些店铺，虽然生活质量会下降，但能陪父母，生活成本也不会这么高。”
养老院的价格困局
距李洁的工作地点仅一公里之遥，东直门养老照料中心坐落在闹市边的小区内，住着37位老人，平均年龄82岁。当李洁趁着工作的间隙，在咖啡馆里为我讲述对自家未来的焦虑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正相互监督着吃下盘中剩下的米饭。如今已经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不论收入高低，均在承担高涨的物价、市场中房租和物业费的价格波动，以及由此导致人工成本提高，所带来的养老院价格高，且仍会不断上涨的风险。
物价的涨幅冲击着低收入人群在养老院的生活质量。“此前我们每月餐费是600元，去年一下涨了300元，但现在的菜价涨得那么厉害，老人退休金就那么多，我们不敢涨价了，可是饭绝不能浪费。”养老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杜静带我在中心里转，其中有17个房间，里面不是两人间便是三人间，有的床位之间用帘子隔开。虽然局促，但房间整洁干净，每天工作人员会为老人换洗衣服、泡脚。她告诉我，他们每个床位每月要2800元，服务对象是周边每月三四千元退休金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子女多已退休，且子女的经济条件也一般。“饭钱就这么多，我们和老人们商量着做，隔段时间能吃顿茴香馅饺子，但肯定保证不了顿顿都吃。”
在30公里外，海淀区西山脚下的“和熹会”养老公寓里，王菊夫妇没有物价之忧。她今年84岁，她的丈夫已有90岁。他们夫妇作为离退休的大学教授，每人一个月的退休金过万，是“和熹会”里高龄、高知、高职的“三高人群”的典型。这些在北京属于中等收入的老人能过上相对宽松、舒适的养老院生活，却实属幸运，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安全”。
同档养老院面临的房租、物业带来的成本问题，被“和熹会”屏蔽掉了。我见到王菊夫妇时，王奶奶正推着老伴的轮椅晒太阳回来，她思维敏捷，只是走路时背有些驼，她的丈夫则一直闭着眼睛沉睡。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定居国外，老两口是空巢老人，丈夫老得走不动，只在养老院举办的舞会时，热闹的音乐下，会睁开眼和大家互动。“我现在一天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他了，能推他出来走，我就自己做，但把他在床和轮椅之间搬，我实在搬不动，需要护理人员帮忙。”
这样的养老生活在其他的养老院每人每月至少需要1.3万元以上，但这里却平均不到8000元，老人们完全支付得起，即使老两口随着年龄增长，进一步失去自理能力，“和熹会”的价目表上显示，非自理的老人每月的综合服务费最多需要3800元，他们也尚可应付。“和熹会”院长郭延洲向我介绍，他们的养老院由某地产公司的酒店改造，本身成本就低些；加之由该地产公司自己开发，房租和物业都会减免一些；在此基础上，他们的价格并未完全随市场波动，使得他们能够为老人提供比同档低四五千元的服务。“花销最大的住户，如今每月每人在1.6万元左右。考虑到老人的房产，一旦老人把房子出租，每月可以支配的养老金还能增加一大块。”
但“和熹会”只有200余个床位，更多的老人需要承受市场浮动的压力。“其他地产商有些是租房办的养老机构，房租、物业的市场价格都要折算到老人每月入住的费用里。有的养老院今年一年涨了四次价，每月每人两万元，即使像这些高知的老人也很难承受，入住的人很少。”
即便是“微利模式”，从整体的经济链环上来看，高涨的房租，飞扬的物价，也从另一个方向，潜在地吞噬着老人们的退休金。服务人员的人工成本也在增加。在养老院一方，现有价格下，收支的天平越来越难以平衡。郭延洲说：“近些日子因为房租上涨，员工生活成本上升，而我们要顾及老人的承受能力，养老服务业工资水平也有限，有些很优秀的员工都离开了。”
其中，专业护理人员的影响最甚。机构养老之外，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的结合是政府首推的选择，类似于日本几乎遍布各街道的托老所，面向人群最多，前景最广阔。像王菊丈夫等无法自理的老人，可以到类似的驿站接受专业护理。但在当前的形势下，目前开办的服务中心也面临成本上升的局面，老人即使选择居家养老，护理的成本正潜在地上涨。石景山的乐龄是最早建立的类似机构之一，失能的老人可以在驿站里短住，每月最多一人4500元。但据乐龄创始人王艳蕊向本刊介绍，“一名刚入职的护理员，我们管吃管住，为他缴纳社保后，他的工资最少有3800元。而从最近来看，到年底时，人力成本起码要上涨10％。”
综合看来，目前的困局，支付是重要问题，未来，解决养老服务的支付，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只有建立了养老服务的支付体系，才能够做到老有所养！
来源：上海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