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盛行的观点是过去的一孩政策就如同水坝一样，抑制了潜在生育力的释放。因此很多人都以为只要这个水坝开闸放水，就会带来一场婴儿潮，从而提升出生人口数量，帮助中国应对老龄化和劳动人口萎缩等相关挑战。
因此，很多人对中国社科院上周发布的《绿皮书》颇感意外。该《绿皮书》称如果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持续下去，中国将从2028年起面临人口负增长。而最近数据则显示，尽管二胎出生人口数量仍远不及预期，但似乎有所增长。不过，这种增长被一胎出生人口的大幅降低所抵销。总之，二孩生育政策的效果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政策不足以左右生育模式
有人之所以对效果不及预期感到意外，是因为一直以来在大家的心目中，政策是中国近代引导生育模式的唯一手段。但他们却忽视了在过去40年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东亚其它地区一样，中国的直接生育成本往往高的惊人，而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生育对职业发展，尤其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的间接成本也常常更为高昂，足以影响到生存状况和档次。
这些因素都对育龄夫妇决定是否生二胎以及组建家庭产生影响。从更为基础的层面来说，中国的婚姻（以及首次生育）总体上要比其它低生育率的国家要早。和几乎所有其他工业国家一样，中国的结婚和首次生育年龄预期将有所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中国出台了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由于步入婚姻年龄的提升，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总体生育率（以及出口总人口）也很有可能保持低位。
由此，便不足为奇了。
这个结论相当彻底了。
不过，针对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绿皮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易富贤和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苏建的观点广为流传：“曾经占世界总人口近三分之一的伟大国家，由于其错误的人口政策，正不断衰退为老弱人口占据主力的人口小国。”
基于出生人口比预期减少几百万的现状，这个结论可谓有些大胆。到2030年，预计中国70岁以下的人口将达到12.2亿人，而70岁以上的人口则可达到1.51亿。这真的会是一个“正不断衰退为老弱人口占据主力的人口小国”吗？
而所谓的“弱”又从何谈起？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将再延长4年。尽管目前吸烟、饮食和污染影响等问题仍然存在，但至少从死亡率上来看，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有所提升，这点基本毋庸置疑。
目前有关中国的论述都基于人口决定论，是一种二维的世界观——其实亚太其它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老龄化被看作是一个由低生育率所“导致”的问题。除非提高生育率，否则我们就将在这场“银发海啸”中不断挣扎。
但是这种“平面化”的世界观于事无补。生更多的孩子来“修复”老龄化问题是个非常拙劣的对策。相反，对目前我们关心的养老、医疗等体系进行改革，以及提高劳动人口参与度和生产率才是更为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良药”。而中国目前正在实施这一体系性“路线”上占据有利位置。
保障增长的更有效方式
随着科技和创新的进步，通过固定资本投资使创新沿着价值链上移尚有很大空间。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的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技能水平更佳，但毕业生失业率及未充分就业率依然高企。与提高生育率相比，激活这部分年轻人力资源，尽可能发挥现有人力资本的价值，才是保障增长并缓解老龄化问题的更有效方式。
最后，我认为前文所提的易富贤和苏建有关“错误的人口政策”的观点中的最后一部分能够显示作者的动机。而对于中国的人口困境，似乎总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中国的（经济）对手以及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者们得以趁机团结起来。对前者来说，我认为利于中国的很可能也利于如今互联互通的世界，至少有利于当地地区。而对后者来说，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不会一朝一夕就取消，但也应有所变化，进一步放松。
不过，我也明白过去只能代表过去。不管我们对前辈作出的决定的观点如何，我们也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从中学习，并针对其产生的后果采取相应措施。
来源：中国日报，作者：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副教授。